2015年，黃修平與游學修在《哪一天我們會飛》首次合作，在英仁書院裡與各位觀眾一同談青春，談夢想。十年過去，恍如隔世，整個香港與香港電影業均有著翻天覆地的變化。來到2025年，二人遂以《看我今天怎麼說》這部在金像獎榮獲七項提名的電影，與觀眾在海底與地面，探討聾人社群在生命中的不同選擇。
聾人比聽人看得更多
在《看我今天怎麼說》的一次映後分享，黃修平分享他因著籌備電影，了解過很多聾人朋友的故事；他形容聽人習慣注視聾人「聽不見」，卻忘了他們其實比任何人都更一眼關七，更能集中用視覺去理解、去感受世界。
修平分享起初受到思言（是次編劇團隊）的短片劇本所啟發，認為當中描述聾人在海底打手語溝通的畫面很優美：「後來因為開始籌備呢套電影，接觸更多聾人嘅時候，發現佢哋確實有好多都不約而同地鍾意潛水。而且佢哋同我講，潛水嗰陣真係會用手語講好多嘢，講八卦、傾今晚食咩、吟詩作對。喺幾十米嘅海底打手語溝通。我覺得呢個場面好chill，令我真係好想將聾人文化呢個議題拍成一套電影。」在水底打手語的這個詩意畫面，成為了《看我今天怎麼說》的起點；亦成就了由游學修飾演的聾人青年葉子信，這個致力成為潛水教練的角色。
「自我」與「融合」不是非黑即白
電影集中討論人工耳蝸與手語這兩項聾人文化，亦強調不論是聾人或聽人，其實均可以在「保留自我」與「融入社會」當中，取得最適合自己的平衡，尋找屬於自己的生活方式。修平回想當初思言分享「聾人身分」這個概念，他了解到固然有部分聾人渴望改善聽力，練習口語；但亦有部分聾人以自身身分為榮，選擇以手語作他們的母語，不斷精進手語技巧；更有聾人精通手語及口語，互相補足。正如戲中三位主角，均自帶不同的溝通方式，以及身分認同；而這一切皆無分好壞，全是選擇。
那修平與阿修又如何在「保留自我」與「融入社會」之間作取捨？
「我覺得兩者應該唔係對立，當然有時會有衝突嘅地方，但最理想嘅狀態應該係諗辦法搵到一個最適合嘅路線，用最自己嘅方式去同呢個社會交流、接觸。」阿修坦言，當自己的主張與眾人不同時，到底該何時收起想法？何時真情表達？這同是他近年在不斷學習的課題。修平則認為不論是傾向保留自我抑或融入社會，均需要大量溝通。皆因唯有不斷與別人交談，才能得知自己與世界有何不同，繼而知道應該堅持哪些部分，又該融合哪些部分：「最重要嘅係，每個人都唔單止要諗自己。『自己』固然係好重要，但人哋嘅『自己』其實都好重要。我覺得咁樣先係真正嘅共融。」
香港人的香港電影
由2015年上映，同時是阿修的大銀幕出道作《哪一天我們會飛》，走至今天十年後的《看我今天怎麼說》；除了二人經歷良多，其實香港電影業亦走過眾多高低起伏。不論是前年的港產片小陽春、去年的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與《破．地獄》熱潮，還是今年迎來的港產電影業「寒冬」，其實都使更多香港觀眾重新注視香港電影，「香港人睇香港戲」。
提起港產片，兩位創作者均表示不會刻意帶著「守護」這個意識去從事電影創作，反倒希望港產片能與時並進，不斷創新。
港產片陪伴港人成長，阿修認為港產片的特質其實亦與港人相類似：「如果講港產片嘅特點，其實都係講緊香港人嘅特點，我覺得會係好精靈，好古惑。佢可以係缺點，可以係優點，睇你點樣去拿捏。喺呢個時代，可能香港同香港電影，都可以精靈啲，古惑啲。」
至於修平，則認為世界時刻在變，他只想以電影去訴說當刻最想說的話：「香港變緊，香港電影變緊，世界都變緊。以前嘅港產片，有一句嚟自影評人嘅名句，就係『盡皆過火，盡是癲狂』，我好欣賞以前嘅呢種電影精神；但係到而家我拍戲，我絕對唔會刻意有意識去守護呢件事，你刻意去癲啲係冇意思，因為有好多嘢都係變化當中，係根本性嘅改變……所以一定係活在當下，去用自己嘅題材同方法去拍戲，先係最有價值。」
十年過去 本質依舊
十年人事幾番新，這次久違的再度合作，二人固然認為對方在技藝上成熟不少，但也同時認為彼此仍然是最初相識時的彼此，沒有改變過「核心」部分。
《哪一天我們會飛》的少年彭盛華，是觀眾對阿修的第一印象，他熱血、年輕、充滿活力，但角色的深度與多樣性則未及《看我今天怎麼說》的葉子信：「我其中一樣對自己嘅觀察，就係而家冇以前咁有活力，可能喺某啲場合都重會有好多嘢講，但平時可能好多時都會好靜，一直諗緊好多嘢……雖然我知道好多觀眾都覺得子信同我好似，但我可能已經冇佢咁expressive，佢係好願意同人溝通。如果用潮流啲嘅講法，佢可能係E（extrovert）人啲，但我已經唔知可唔可以話自己係E人。」
阿修在陷入身為電影演員低潮之時，反倒在劇場得到過眾多經驗。《久天長地》、《我們最快樂》、《極地謎情》，一部一部的劇場作品，使他真正對演戲「開竅」，懂得進入角色的處境：「喺舞台劇累積咗一啲經驗之後，再拍返電影或者電視作品嘅時候，嗰種演出，嗰種體會，都有唔同。」
至於修平，他認為這些年來不斷研習電影，自我要求固然會越來越高：「當你更加認識電影係咩一回事，或者認清自己想喺電影裡面追求啲咩……你認得越清嘅時候，你就會覺得件事係越艱難。」他分享，在《狂舞派》時期，若然遇上拍攝失誤，或是遇上不盡人意之處，都會以一些電影前輩的經驗來安慰自己，例如是Francis Ford Coppola在拍《現代啟示錄》的時候，不也是覺得自己在「拍垃圾」嗎？可是隨著拍攝經驗逐年累積，漸漸能以更清晰的視點，去分析自己作品的好與壞：「要求其實係高咗，但係你啲技巧未追到，呢個係最痛苦。」
修平坦言，電影拍攝從來都是充滿變化，困難重重，有時確實是壓力山大；可是這次的題材使他甘願承受這份壓力，亦自覺有所突破：「我希望突破之後，等我下次再拍另一個題材嘅時候，步調可以輕鬆少少。」
